信寄出后，他对长子陈衡恪叹道：“熊秉三心意虽好，然此非出山之时。庙堂之上，依旧是虎狼之地。我等经历过戊戌惨变之人，更当知‘苟全性命于乱世’之理。况且，”他望向书架上父亲遗像，“我陈氏家风，清介自守。既已绝意仕途，便当一以贯之。诗书传家，未必不是报国之道。”
陈衡恪已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学业优异，受聘回南昌某新式中学任教美术与国文。他理解父亲的选择，亦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安身立命，同时继续精研书画。父亲的坚守，对他而言，是一种人格的示范与精神的依托。
这一时期，陈三立的诗作愈发沉郁苍劲，将家国沧桑、身世飘零之感，与对自然山水的静观体悟，熔铸得浑然一体。他写山居：“乱峰围古屋，野水蚀残碑。独立苍茫际，何人识此悲？”他感时：“新亭涕泪山河异，故国烟霞草木深。莫向残阳温旧梦，寒鸦数点噪空林。”字里行间，既透露出对前朝的复杂追忆与对现实的冷眼旁观，又蕴含着一种超越具体政治兴废的、对文化命运与人生意义的永恒思索。
诗名日隆，“同光体”领袖的地位愈加稳固。四方慕名求诗、请序、请教者络绎于山道。陈三立对真心向学者，总是耐心指点；对附庸风雅、借其名望者，则冷淡疏远。他的精舍，成了民国初年一片独特的文化飞地，吸引着那些在新时代里感到失落或依然眷恋旧学的人们。
二
陈寅恪因脚气病加重，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他求知的渴望强烈。接着，他又在他三舅俞明颐和江西省教育司个人和官费资助下留学欧美，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主攻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东方古文字学。在他多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国内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取道上海返回。他没有立刻回西山，而是应北京某学术机构之邀，暂留北平，参与一项古籍整理项目，同时考察北方学界状况。
此时的北平，虽已非帝都，然文化积淀深厚，新旧学人汇聚。陈寅恪先后拜访了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等硕学通人。这些前辈学者，或精于甲骨金石，或长于西北史地，或邃于经学小学，其治学方法虽各有侧重，但皆重视实证，功底扎实，给陈寅恪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王国维，其“二重证据法”（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互证）以及对戏曲、词学、古史的精深研究，令陈寅恪钦佩不已，引为学问上的同道与楷模。
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胡适等新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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