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上海，北山楼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盛况”。庚子国变的硝烟稍散，《辛丑条约》的耻辱如巨石压在每一个关心时局者的心头，反倒让这租界孤岛里的言论，变得更加大胆、焦灼、无所顾忌。保皇党痛心疾首于“两宫西狩”的狼狈与条约的丧权，革命派则将其视为清廷彻底腐朽无能的铁证，鼓吹“排满”更添了几分“正义”的底气。
吴保初依旧扮演着他那勉为其难的沙龙主人角色。他学会了在康有为弟子们激昂的“勤王”演说和章太炎门生激烈的“排满”宣言之间，更加圆滑地周旋，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岔开话题，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与热闹。但他眉宇间那层郁结的疲惫与疏离，却日渐浓重。他感到自己像一具被抽空了魂灵的皮囊，被各方声浪推搡着，却不知该漂向何处。
变化，悄然发生在沙龙常客的人群里。除了那些熟悉的老面孔，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开始出现。他们多是留日归来的学生，或在沪上新式学堂就读的青年，剪短发，着洋装或新款学生服，目光明亮，言辞锋利，带来的不再是书斋里的考据或政论，而是《译书汇编》、《国民报》、《湖北学生界》这类充满火药味的革命刊物，以及“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等陌生的名字和“民族”、“民权”、“共和”等激动人心的概念。
更让吴保初感到隐隐不安的，是女儿吴弱男在这些聚会中日益活跃的姿态。她不再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聆听，时而会提出犀利的问题，与那些年轻学生辩论。她阅读他们带来的禁书，思想明显倾向于章太炎一派的激进主张，尤其对“男女平权”、“家庭革命”等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与一位名叫章士钊（字行严）的湖南籍留日青年，似乎走得格外近些。章士钊年纪与弱男相仿，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在革命派刊物上已小有名气，谈论起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既有理论，又有激情，很能吸引年轻人。
吴保初看在眼里，心中五味杂陈。他隐隐感到，女儿正在脱离他所能理解、所能掌控的轨道，滑向一个他既感陌生、又怀有本能恐惧的方向。
二
这日午后，沙龙暂歇，客人散去。吴保初难得清静，坐在客厅里，就着窗外黯淡的天光，翻阅一本友人新刊的诗集，却半晌读不进一行字。
吴弱男悄悄地走进来，手中拿着一本封面简陋的册子。“父亲，”她声音平静，“这是行严他们新印的《革命军》摘要，邹容兄所著，言辞虽激，然说理透彻，痛陈时弊，父亲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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