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一次,吴保初甚至在她房中发现了秘密收藏的、油印的《讨满洲檄》等激进文宣。他质问女儿,得到的却是更加坚定的回应:“父亲,朝廷已将自己最后的遮羞布都扯下来了!它不能保国,不能卫民,只会卖国求存!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存在?女儿不愿再做这‘亡国奴’的顺民!”
吴保初无言以对。他知道女儿说得有道理,但那“造反”二字所带来的家族毁灭的风险,以及自幼浸淫的忠君意识,仍如枷锁般束缚着他。他只能苍白地重复:“慎言!慎行!租界也非绝对安全!”
就在这时,一个更直接的威胁逼近了。那位在工部局的朋友再次匆匆来访,面色严峻:“彦复兄,大事不妙!上海道台衙门与租界当局达成某种默契,要‘清理’一批‘言论悖逆、扰乱治安’之人。名单虽未公开,但北山楼……恐怕已在其中。捕房的人,或许不久就会来‘劝谕’,甚至……直接请你去‘谈话’。兄最好早做打算,近期沙龙……务必停了!令嫒那边,也千万约束,莫要再公开活动!”
朋友走后,吴保初如堕冰窟。最后一点虚幻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北山楼这个他经营多年、赖以存身的精神“孤岛”,在真正的强权与危机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停止沙龙?那他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约束女儿?他做得到吗?
他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街道上巡逻的印度巡捕和神色仓皇的行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连同这栋小楼,都不过是这殖民地秩序中一个随时可以被抹去的、无足轻重的点缀。恐惧,从未如此真切地攥紧着他的心灵。
三
相较于京沪的剧烈动荡,岭南所受的直接冲击似乎小一些。但“庚子国变”的消息,仍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丁惠康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激起层层沉重的涟漪。
他通过香港的报纸、教会的通讯以及往来商旅,迅速而详尽地了解了事态的整个过程。与陈三立的悲愤、吴保初的惶恐不同,他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在剪报册上记录、分析这场灾难。
他写下:“义和团之兴,源于民怨(教案)、迷信思想、官府的纵容与利用。其‘扶清灭洋’口号,既反映了底层朴素的爱国排外情绪,更是旧式农业文明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本能抗拒与歪曲反应。清廷后党企图利用此力量打击洋人、巩固权位,是典型的政治投机与战略短视,完全无视国际力量对比与现代战争规律。”
又写道:“八国联军侵华,表面是报复义和团,实质是列强趁机扩大在华权益、巩固殖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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