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成果，但却是和阮黎医生最希望的研究方向有冲突的。她来到这里，参与研究，是为了我这个具体的病人病情，而在我的观察中，她的研究方向，其实比较倾向于通过对肉体施加药物的影响，进而干涉我的精神状态。
虽然手段上，都是要制造一个让人产生幻觉的药物，从最初的角度来说，也的确是通过肉体影响精神，但是，在程度上却不一样。大概是神秘组织干涉的缘故，研讨会的做法，有一点偏向于抛开肉体，单独研究精神，在我可以察觉到的苗头中，有一些神秘化的倾向，但这确实是不被阮黎医生认可的做法。
如果是阮黎医生的话，应该是尽可能弄明白，新药对病人身体的影响，而不去优先考虑精神方面的变化。精神方面的变化，仅仅是某种指标性，指导性的变化，虽然在收集精神状态变化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是为了确认肉体变化才收集的。
在阮黎医生的理论中，精神状态的数据变化是身体状态数据研究的辅助，在整个研究中，也不应该当作主体。仅仅是因为做着心理学的研究，因为对象是精神病人，就将病人的心理和精神视为主体，其实已经走上了歧路。她认为，基本上，所有精神病人的病态，都可以归于肉体的病态，只要可以完成对肉体的病态治疗，就能更好地治愈其心理。当然，有许多事例已经证明，哪怕是身体正常健康的人，其精神病态和心理阴影也会十分严重，但是，阮黎医生认为，自己之所以在学界取得如今的地位，正是因为，她一直在专攻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所以，从来不会因为有这些事例，就怀疑自己的治疗方式和研究理论——她就是这样，拿自己的例子教育我，要求我具备自己的看法和坚持。
因此，对于我的噩梦，阮黎医生的看法也一定和研讨会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它服用新药病人也向她倾述过噩梦的事情，但理论上，七名例诊病人都会被要求开口。另一方面，参与这次研讨会活动的三井冢夫等人，也需要和例诊病人们交谈，以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完成他们的论文，参与最后的考核评审。
因此，我觉得，所有和例诊病人接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得知噩梦的情况。但也觉得，像阮黎医生这样，可以从病人身上得到完整详尽描述的专家不会太多。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噩梦，在阮黎医生眼中，可以用来判断新药的效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那是一个仅仅具备暗示性，但并不具备实际意义的象征。噩梦中的一切都为“假”，但却是“真”的一种扭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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