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店里的业务确实多起来了。电子厂、汽车厂、家电厂，三条线排得密密麻麻，每天都有大巴进进出出，新合同一摞一摞地签。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回到店里也是在对账，几乎没怎么顾得上物流厂那边的单子。
有一天傍晚，我从坪山回来，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钱德利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一本旧登记本，比我们平时用的那本厚一些，纸张泛黄卷边，像是很久没被翻开过了。他正在上面写着什么，一笔一画的，写得很慢。
“你在写什么？“我走过去问。
他放下笔，把本子转过来让我看。上面是一页物流厂的单子，日期写的是当天，人名、工价、工时全列得整整齐齐，跟往常一样。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还在记这个。
“物流厂的单子，你也记？“我问。
他低头把那页纸又看了一遍，合上本子，像确认一个习惯：“物流厂和新来的厂合作必须记，因为当初我就是靠物流厂生存的。再说，他们——“
他朝窗外偏了偏头。我顺着看过去，公园那边，榕树底下还蹲着几个人。天快黑了，他们的轮廓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是蹲着的姿态。风把塑料袋从路面上吹过，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开口。
“再说他们也要吃饭，就留着吧。“
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跟那些新厂的账目隔着几层纸。
我从那本翻得泛黄的登记本里，闻到一种时间沉淀下来的味道——不是灰尘的那种旧，而是像一张坐了很多年的椅子，木头已经被坐得光滑发亮，每一道纹路里都嵌着指节反复按压的痕迹。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一趟物流厂，那辆白色中巴停在厂门口等我。司机老王靠在驾驶座上抽烟，看见我过来，只是抬了一下下巴，算是打过了招呼。我站在车门外看了一眼车厢，里面坐了七八个人，都是我在公园见过的那几张面孔。红褂子老哥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难得没有在讲话，只是看着窗外，耳机线垂在肩上，没有连上。
“今天人少了？“我问老王。
“嗯，走了几个。去别的地方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上车，只是站在车门边，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歪在座位上。车厢里的灯没有开，只有傍晚从车窗外透进来的灰白天光，将他们拢在同一道光线里。司机发动了车，车门关上之前，有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然后车开走了，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线，拐过工业区的大铁门，驶入物流厂后面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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