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开春，钱德利在柜台上铺开一张新打印的表格，上面列了三栏：电子厂、汽车厂、家电厂。每一栏下面都写了几家厂名，有的我听过，有的完全没印象。
“开年签了三家新合作，“他说，手指在表格上划了一道，“观澜那个电子厂你之前去过，现在多了一个汽车配件厂在坪山，还有一个家电组装厂在光明。三家加起来，每个月大概能多送两百个人。“
他抬头看我一眼：“所以你得开始跑了。电子厂、汽车厂、家电厂，三个地方，三条线。以前你只盯一条，现在三条都要盯。“
业务扩增来得比我想象中快。之前那条组装线刚稳下来，现在又多了两家新厂。每周的行程变成了周一观澜、周二坪山、周三光明，剩下两天回店里整理名单和对账。光是来回车程，每天就要花掉三四个小时。
第一次去坪山那家汽车配件厂的时候，我坐了大巴又转了一趟公交，到了厂门口一看，比我预想的大得多，围墙走了十分钟还没走到头。新厂的人事专员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说话客气，把我领到车间外面指了一下位置：“这条线归你们，跟观澜那边差不多，就是东西重一些，工人要有力气。“
我进车间看了一圈，确实不一样。电子厂的传送带上跑的是指甲盖大小的零件，汽车配件厂这边是铁制的冲压件，一个就有好几斤，工人要来回搬动，整个车间的声音也比电子厂闷得多——机器声音不大，但每一台都在低频地嗡着，像某种压着嗓子说话的东西。
“工人工资怎么算？“我问。
“跟电子厂一样，按件计费。不过这边搬的件重，单价高，干得好的一个月比电子厂多拿七八百。“
“那返费呢？“
“一样的。“他说，“干满一个月返三百，干满三个月再返三百。“
我点了点头，在登记本上记下了返费规则。他说“单价高“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件好事。但我在车间里站了二十分钟，看见那些工人在工位间来回走动，弯腰、搬起、放下，重复同一个动作。
从坪山回来的路上我在大巴上眯了一觉。窗外是工业区的灰色建筑和空旷马路，看久了分不清是哪段路。那家家电厂我还没去，但已经在脑子里转过一圈了。三家用工需求相似，都在年后的招聘旺季，谁也说不准哪个更缺人，哪个返费更高，哪个更难应付。钱德利压下来的表上写着：再加一条线，再把名单填满。
周末的时候我坐在店里算账，翻开新买的那本登记本。原本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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