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而章士钊已被某些方面列为‘危险分子’……”
吴保初的心猛地一沉：“这……不过是青年人议论时政，何至于此？”
朋友苦笑道：“议论时政？彦复兄，今时不同往日。‘戊戌’之后是‘庚子’，朝廷对‘新党’、‘乱党’风声鹤唳，虽在租界，亦难保没有暗探耳目。何况，今上（指慈禧）最恨康梁，连带对一切维新、革命言论都深恶痛绝。上海道台那边，压力也不小。兄是明白人，袭有爵位，树大招风。这北山楼……太过招摇，恐非久安之地啊。”
朋友顿了顿，又道：“还有一事……听闻袁慰亭（世凯）宫保，如今圣眷正隆，督办新政，权势日盛。他对当年戊戌旧人……似乎并不乐见其过于活跃。兄与袁宫保有旧，或可……自行斟酌。”
这番话，比女儿的质问更让吴保初感到寒意刺骨。沙龙的“自由”原来如此脆弱，始终笼罩在官府的监视与潜在的危险之下。而袁世凯的名字，更像一根芒刺，提醒着他那封试图撇清关系的陈情信，以及自己在新朝权贵眼中可能依然尴尬的地位。
送走朋友，吴保初独自站在北山楼的窗前，望着楼下弄堂里来往的中西行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座他赖以存身、甚至曾引以为傲的“孤岛”，实则危机四伏。租界的保护并非无限，而他的爵位与过往，在真正的权力与风险面前，不仅不是护身符，反而可能成为累赘。
他想起了嗣子吴炎世那鄙夷的“怪人”评价，想起了女儿那清澈而逼人的目光，想起了朋友那含蓄的警告，更想起了谭嗣同血溅菜市口的惨象和林圭等人起义失败被杀的结局……所有这一切，已对他的身心形成不小的压力，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妥协？退缩？还是……有所改变？他依旧没有答案。他只知道，那来自新潮儿女的冲击与外部环境的压力，正从两个方向，同时挤压着他那早已不堪重负的精神世界。北山楼的灯火，还能在这越来越浓重的夜色中，明亮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