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一道明发上谕，如同仲春时节最猛烈的惊雷，炸响在死水微澜般的帝国上空：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迁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电文通过新设不久的有线电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紫禁城军机处的值班房，传往各省督抚衙门。字句简洁，却重若千钧。
最先感受到这雷霆之威的，是湖南省巡抚衙门。其主人陈宝箴握着译出的电报纸，手指微微颤抖，竟半晌无言。窗外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但他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头顶，耳中嗡嗡作响。良久，他才将电文递给侍立一旁的陈三立，声音干涩：“皇上……终于下决心了。”
陈三立接过电报，迅速浏览。电文虽仍有“圣贤义理为根本”的门面话，但“变法自强”、“博采西学”、“实力讲求”、“通经济变”等词，已如一把把钥匙，试图开启那扇紧闭已久的大门。他抬起头，眼中兴奋的光芒大放，但随即又沉静下来，望向父亲：“父亲，此乃旷古未有之机遇，亦是……万钧之重担。”
陈宝箴缓缓点头，在书房中踱起步来，步态竟有些蹒跚。“明发上谕，昭告天下。皇上……这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他停住脚步，目光复杂地看着儿子，“立儿，我们在湖南所为，虽有成效，终是地方之举，尚可借‘风气未开，先行试验’为由，在守旧诸公前稍作回旋。如今皇上明诏变法，天下瞩目，湖南便成了箭靶。做得好，是分内之事；稍有差池，便是首当其冲。”
“儿子明白。”陈三立声音沉稳，“然事已至此，唯有向前。湖南新政已有根基，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湘报》……皆可趁此东风，大加拓展。更重要的是，需为朝廷中枢变法，提供湘省经验与人才支持。”
“人才……”陈宝箴沉吟，“谭复生、梁卓如……他们恐怕留不住了。”
父子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了然与一丝隐忧。皇上下诏求贤若渴，像谭嗣同、梁启超这样早已名动天下的维新干将，必然会被征召入京，参与中枢。湖南将失去最锋利的矛头。
“为国家计，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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