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是低效的生发之力，决定了必须集体劳作的相处之规。”
李世民目光一凝，这个解释角度，与他以往所读史书强调的“先王仁政”有所不同，更侧重於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至春秋战国，”李承乾越说越顺畅，思路也越发清晰。
“铁製农具与牛耕逐渐推广，一个五口之家，凭藉自身之力，便可耕种更多土地，產出更多粮食，足以养活自身並略有盈余。”
“这生发之力提升了，於是，那依赖集体协作的井田制，便逐渐瓦解，被以家户为主的耕作方式所取代。”
“列国变法，如秦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正是顺应了这生发之力变化之势，调整了相处之规，故能释放民力，富国强兵。”
李世民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將秦国的崛起与这“生发之力”和“相处之规”的变化联繫起来，这个视角极其新颖。
却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了解那段歷史的新大门。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许多关於战国变法的记载，似乎在这一刻变得清晰起来。
李承乾没有停顿。
“再观前隋，煬帝时，工匠技艺不可谓不精，府库积累不可谓不厚，此可视为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皆有相当基础。”
“然其相处之规却大有问题。徵发无度，徭役过重，视民如草芥，极大地破坏、透支了那生发之力的根本——也就是民力！”
“最终导致生发之力枯竭，天下沸腾，相处之规彻底崩溃，便是亡国之祸。”
李世民震惊了。
用太子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在清晰不过。
李承乾最后將话题引回当下。
“反观我朝，父皇励精图治，行均田，定租庸调，此套相处之规”，在立国之初，有效地安抚了流民，分配了那最重要的“生业之本”——土地。”
“使得在隋末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发之力得以恢復、发展，故有今日之初步繁荣。”
说到这里，李承乾话锋再次一转，语气变得凝重。
“然则，父皇，生发之力，儿臣以为並非一成不变。”
“隨著人口滋生，土地兼併之势隱现，均田制能否长久维持？”
“隨著边患频仍，战事规模扩大，租庸调所征之物力，能否满足庞大军需？
”
“隨著城市日渐繁荣，商贸愈发活跃，现有的工匠制度与市舶管理，是否又能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