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蛮族独有的文化。尤其是新教化之后，可以说非常明显。
很多在后世被鼓吹的习俗，之所以受到推崇，不是因为其本身有某种能力，能给众人带来好处，而是因为它反对原有的教会规则，因此才被称为“先进”。
有些男人喜欢小男孩。这种现象，在亚欧大陆上极其普遍，在很多文明里，人们既不把它当做荣耀，也不会当做耻辱。找个波斯人或者希腊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宗教组织反对这种行为，所以，后世的人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对其进行鼓吹，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哪怕教会内部，其实根本管不住这种爱好，从古到今都在不断爆出丑闻，持“现代意识”的人也不把他们当做同好。
这其实不难理解。整个新教运动，或者说“誓反教”运动，就是对以往教会的反对。他们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创新，基本上就只是把原来的一众理论，给直接转了180度，然后使用。教派的核心，不是创造新的教义，而是反对原有的教义。
因为这种习惯，不但在面对公教和正教的时候是如此表现，新教内部，也在不断发生这种反转。更新的新教，会全盘否定之前的老新教，然后这么不断转下去。
当年教义最极端，就是老一代的新教——他们鼓吹原教旨，反对公教的腐化现象，因此直接把极端性拉满了。
而新一代新教，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结果，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
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病根。罗马帝国也好，后来的教会也好，形成的“纲常”，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涵盖范围太狭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后来的蛮族，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如此了。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
要知道，从信史时代开始，中原国家的组织方式其实也就两种：要么是周朝开始的，华夏诸国争立的模式；要么是元朝开创的，超出族系和地域、多个兀鲁思并立的结构。一直到郭康的时代，天下依旧是非元即周，还是这俩在生效。
中原都是如此，欧洲就更没得选了。
他们这种情况，导致一旦当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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