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午后，店里没什么人。我正在整理上周的派工单，一个穿着旧迷彩外套的男人走进来，站在柜台前面，手里攥着一部屏幕裂了的手机。他看起来四十多岁，脸上带着那种跑了很多地方的疲惫。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有些发紧，像是在心里把话准备了很多遍才说出来：“之前我在观澜那个厂干了一个月，觉得太远了，来回要三个小时。能不能帮我换个厂？近一点的都行。”
我说可以，但换厂需要走流程。他听了之后表情微微松了一下，像是终于把第一句话说出来了。
我正要翻登记本，钱德利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换厂可以，但有一笔换厂手续费。”
他走出来，站在柜台侧面，看着那个男人，语气平平地补了一句：“两百块。交了，明天安排你去光明那边的家电厂。”
那人的表情又变了一下，像是一扇刚推开一点的门又被风带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心里把那笔钱过了一遍：“……两百是吧？”
“嗯。”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拉开拉链，里面放着几张百元钞票。他数了两张，放在柜台上。钱德利收了钱，递给他一张收据，然后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第二天那辆中巴把他拉到了光明。他下车的时候我站在车门口，他看了一眼厂门口那排铁栅栏，和之前那家的布局几乎一样，只是围墙颜色换了。
“到了，”我说，“这边就是新厂。”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背上包，跟着厂里的人事走了进去。铁门在他身后关上，他的背影消失在灰白色的厂房墙面之间。我站在车边多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回了车里。
两个星期后，他又出现在店门口。还是那件迷彩外套，还是那个裂了屏幕的手机。他站在门口没进来，我看见了，走出去。
“那边也不合适，”他说，“厂是好厂，就是那条线太紧，我手跟不上。”
“那你想怎么样？”我问。
他没说话，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换厂费再交一次，给你换到龙华那边去。”钱德利的声音从柜台后面传过来，不高，但足够传到门口。那人沉默了几秒，像是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只是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脚边落着一片被风卷过来的枯叶。最后他点了点头。
那次之后，我注意到一件事——每次他交钱的时候，都是数好现金，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递过来，动作越来越熟练，像已经掌握了这个流程的节奏。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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