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来，低着头，像是要提前确认自己还能拿出那笔钱。他问的是“还能换吗”，语气很轻，像在问一件自己已经不太确定的事情。
那天钱德利看了他一眼，说：“可以，但你先想想，你是真的想换厂，还是不想干了？”他听完这句话，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走进来。但最后还是点了头。
他走了之后，钱德利站在门口，看着他穿过巷口，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长。“有些人换的不是厂，”他说，“他以为自己换的是环境，其实换的是那口气。每一个月交一次，换一个地方，换一次失望。他以为能靠换厂解决问题，但问题从来不只在厂里。”
我没有接话，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收据存根。纸角微微卷起，上面的日期和他上一次换厂的时间隔了不到二十天。而他那身迷彩外套的袖口，已经磨出了一道线头，在风里轻轻晃着。他走过的那些厂门，每次进去的路线不同，但从外面看，每一扇铁门的颜色都不会差太远。
那天下午我坐在柜台后面，把这三张收据存根并排放在桌上，每一张的日期都隔着半个多月。数额一样，笔迹一样，连收据编号都挨得很近。在那段时间里，他像在一条没有出口的走廊里来回走，每一次都要先付一次路费才能继续往前。
我把那三张存根收进了抽屉里的一个空文件夹里，和那些合同样本隔着一层纸板。它们排在另一份待处理的单据旁边，像三枚不打算被兑现的车票。抽屉合上之后，外面不再有动静了。
阳光从门口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地面上，像一条还没被踩过的路。我坐在柜台边，看着那片光，想到不久之前那个穿着旧迷彩外套的人还会再来——也许不是来换厂，只是路过，或者来问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厂。但我知道，那条路不会因为换了一扇门就变平。只要他还愿意为每一个“下一次”付钱，这条走廊就可以一直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