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她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他站在霞飞路的雨里，只露出半张脸，用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留了一秒钟就转身走掉了。
那一秒钟够她撑很久了，
但三十七天毕竟太长了。长到她开始在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秒钟就忍不住去想，今天会不会有信号，然后用一整天的时间告诉自己，不会有的，不要想了。
她把这种煎熬藏得很好。白天的时候，她就是贝当路上最普通的一个咖啡馆老板娘，会跟邻居抱怨米价又涨了，会跟送牛奶的小工讨价还价少三分钱，会在下午没客人的时候趴在柜台上打盹，
没有人会把她跟“情报工作”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她最大的武器。
今天是第三十八天。
上午十点刚过，外面下起了小雨。法租界的冬雨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树的光秃秃的枝丫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咖啡馆里只有两个客人，一个是常来的法国邮差，坐在角落里喝牛奶咖啡看晨报，另一个是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中国男人，要了一壶红茶，坐在靠窗的位置写什么东西。
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一件湖蓝色的学生装上衣配深蓝色的呢裙，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她没有带伞，身上全都淋湿了，进门之后站在门口愣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从雨里缓过来。
程真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小姐，进来坐吧。要喝点什么？”
女人抬起头，程真儿看到她的眼圈是红的，睫毛上挂着水珠，不确定是雨水还是泪水。
“黑咖啡。”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谢谢。”
程真儿把她引到了靠墙的一张小桌旁边坐下，去柜台后面开始煮咖啡。
煮咖啡的间隙，她用余光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学生打扮，但指甲修剪得很精致，不像是真正的大学生。手腕上戴着一只很小巧的瑞士表，表带是蛇纹皮的，
这种表，上海滩的女学生戴不起。
咖啡端上去的时候，女人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她双手捧着杯子，肩膀微微发抖，低着头不说话。
程真儿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小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女人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然后抬起脸来，眼泪糊了一脸。
“姐姐，你有没有……有没有被一个男人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