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片夜色下，长沙城内，叶德辉等守旧派士绅的耳目，也从未放松对“康梁余孽”的监视。这些年轻人聚会的风声，或许早已泄露。
而在更遥远的上海租界，章太炎等革命派，正将从日本、湖南等地传来的《仁学》抄本片段，与他们从西方汲取的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思想相结合，锻造着更具颠覆性的理论武器。《仁学》中对传统伦理的猛烈抨击，尤其成为他们反对一切旧秩序的重要依据。
《仁学》之光，已然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激发出不同的能量。它不再是谭嗣同一个人的思想遗产，而成为了一个动荡时代共同的精神资源与思想炸药，等待着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点燃，引爆。
远在广州的丁惠康，若得知这一切，或许会在他的剪报册上冷静地批注：“思想一旦脱离创造者，便如种子离株，其生长形态，已非播种者所能预料。可畏哉，思想之力；可悲哉，思想之歧。”而身处南昌，侍奉病父、课子吟诗的陈三立，若听闻故友著作如此流传，或许会百感交集，既欣慰于精神不死，又忧虑于那光芒可能引向的、更加血火交织的未来。
至于谭嗣同自己，那萦绕在历史时空中的精魂，是会对这纷繁的演绎报以苦笑，还是会再次发出那“快哉快哉”的朗声大笑？无人知晓。只有那《仁学》的文字，沉默地，却无比锋利地，继续切割着旧时代的夜幕，试图透出一线或许刺眼、却真实存在的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