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自处？”
他甚至“恳切”地提出了两个建议。
要么，陛下彻底放权，退居太上皇，全力支持太子推行一切新政。
要么，就需“早做圣断”，抑制东宫过於膨胀的势力，以保“君臣父子之伦，朝廷上下之序”。
通篇没有一句直接指责太子不忠或不孝，却处处將太子放在了“权柄过重、
可能威胁皇权”的位置上，將一个“强势太子”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血淋淋地摊开在了李世民面前。
崔仁师的信，则更侧重於“制度”与“稳定”。
他同样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歷代兴衰，论述任何对“祖宗成法”、“朝廷旧制”的剧烈改动，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和动盪，破坏现有的平衡与稳定。
他以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汉化等为例，说明即便目的是好的，手段过於激烈，也足以导致天下大乱。
他將太子设立信行、鼓励工匠、引导官员下基层等行为，统统归入“剧烈改动旧制”的范畴，认为这些行为本身就蕴含著导致“朝堂不稳”、“人心浮动”的必然性。
他在信末写道，若陛下认为太子所为利大於，则请强力镇压一切反对声音。
若认为稳定重於一切，则当“有所取捨”。
同样，没有直接攻击太子个人，却將太子所做的一切，都与“破坏稳定”划上了等號。
这两封信，以其作者“以死明志”的悲壮色彩，以及其中引经据典、看似站在道德和史鑑制高点的论述，在士林和官场中引发了巨大的爭议和共鸣。
许多原本中立，甚至部分对太子抱有同情的官员，读后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卢、崔二人用生命发出的“警告”，不能不让人们重视。
尤其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中庸”、“稳定”、“尊卑有序”的官员，更是觉得二人所言，並非全无道理。
太子的所作所为，確实是太“急”太“烈”了。
一种“太子虽有能力，但过於强势，恐非国家之福”的论调，开始悄然蔓延。
甚至有人私下讚嘆，卢、崔二人虽行事过激，但这份“忧国忧民”、“不畏死諫”的风骨，令人钦佩。
两仪殿李世民看著王德呈上的两封遗书抄本，脸色阴沉。
他重重地將抄本摔在御案上，发出一声冷哼。
“巧言令色！死有余辜！”
他自然看得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