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地铁》的作者，构建了庞大而瑰丽的……他是……他是……”
介绍一半天。搞得都有点冷场。
余切接过来就道：“我认为几句话无法形容我，因为我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我已经听得耳朵起茧。应当用什么来介绍我？我有一部还未发表的，叫《美国精神病人》，那里面最厉害的人名片都没有后缀……”
“越厉害的人越不需要被介绍。他本身就是含义和故事。”
“所以，余切在将来也许会成为形容词。当你想不到用什么来描述我时，就叫我的名字吧，那对我是一种尊重。”
这些话像是有魔力一般，连林一夫也热血沸腾了，忍不住捏了捏拳头。
“余切真是名不虚传啊！他居然也是搞经济的？我只在燕大听说过他，没见过他。”
一个水木来的留学生说。
林一夫下意识维护道：“他就我们燕大的。不要看他读了几年，我也就读了一年，而要看他做了什么事……”
“你说得对。”那人楞了一下道。
四方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先发问了，她问的是余切。
“我从1985年就开始关注你。当时你提出了‘核废土’的主张，你说如果世界大战，世界并不会毁灭，毁灭的是人类。你还对日本的经济泡沫提出过预言，尽管那还没有实现……这是不是说，你是个很理性的人，对人类的发展你是悲观的。”
角谷美智子补充道：“你的身份也很多，我其实讨厌这样的人。打猎，运动迷，好斗，纪实作家……哪一个是你？这是否存在一些夸大化的表演，因为你知道西方社会喜欢这样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现象。
美国人更喜欢此类作家。这种人不是靠“勤能补拙”来写，而是在众多的特长之下，仿佛“轻松写意”的写出洞察人心的巨著。
到底是为何有这样的文化差异？
也许是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给你的是你本来的天赋”，如果你把事情搞得特别辛苦，那么你便没有这种天赋，你却偏要努力，可见你是不敬上帝的。
“你其实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否对人类感到悲观？我不感到悲观。我只是希望人类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浪漫的乐观，像《地铁》的结尾那样，大不了都重新来过，这不是什么大事。”
“因此，投降的人不是我的读者。”
“第二个，日本是否会泡沫破灭？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