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新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文学批判理论，主张文学应恢复以“适度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倾向(包括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思潮)会牺牲美的全部含义，应该加以否定。
后来就扩大到了文学批判之外，他们批评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带来了道德沦丧和人性失落，呼吁节制情感和欲望，恢复人文秩序，
简而言之，伦理道德才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这个理念非常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这个说法。
所以，一方面就如同吴宓所言，白璧德非常推崇儒学。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生长于浙江宁波，所以他“对中国有一份偏爱“。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和列强之侵略”，“中国亦须脱去昔日盲从之故俗，及伪古学派之牵锁”。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在力求进步的同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
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学生们对于新人文主义那是如获至宝，奉如圭臬。
而受到他影响的民国大师除了哈佛三杰之外，还有梅光迪和梁实秋等人。这帮人便是在二十年代和《新月》派齐名的《学衡》派。
日后王国维、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等大牛人也会加入进来。他们便是第一代的“新儒家”。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一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帮人会如此热情地拥抱新人文主义了。
拿吴宓作为例子，作为有志于救亡图存的赛里斯年轻知识分子，他原本留学是想要攻读化工专业。不过他可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认为他学理科太可惜了，建议他去美国学英国文学。
而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中国留学生听说他是来学英国文学的时候，均以怪物和废物视之，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吴宓遇到了中国第一位留美文学博士梅光迪（1890-1945年），此君不但是胡适的徽州同乡还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死敌。正是他把吴宓介绍到了白璧德门下。
好了，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已经非常痛苦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现在他遇到了一位知名的哈佛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文化其实很行，甚至比现代西方主流思潮都要行……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会怎么想？
于是这帮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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