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燕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
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
想到老头给我说过的这起案件，我不得不感叹一声，穷真的是一种病，没法治，如果不是人都穷疯了，龙治民也不会得手这么多次。使劲甩了甩头脑，将脑子里的想法抛之脑后，重新辨别了方向，走向大丰厂的办公大楼。
大楼里面的走动的行人寥寥无几，我按着昨天的路线找到了人事部，敲门进入后，发现里面仅有一个人在值班，说明来意后，人事部的值班员很爽快的给了我一份厂里的员工名单，大致的翻看了几页，里面的人员从厂长到看门保安都有，而且每人所在的岗位都有明确的说明，基本上是齐全的，为了不放心我还特意问了下，值班员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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