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
“是的，”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前，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
周赫煊反对道：“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
周维烈从包里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