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事！”
朱成山听到这话非常高兴：“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如果我们能够有《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上发声，日本右翼怎么可能这么猖狂！”
张然用作保证的语气道：“我不敢说自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但我会竭尽全力，拍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电影，在全球发行。这也是张纯如的遗愿！”
朱成山看着张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张纯如时的情形，同样是27岁，同样坚定而锐利的眼神。他就讲了起来，他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95年8月9日。当时他看着眼前时年27岁、漂亮但不会说汉语的张纯如，既为她的勇气而高兴，又不禁担心，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
眼光锐利的张纯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顾虑，把一本她当时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主题的作品《蚕丝》递给了朱成山，看到眼前这部厚似砖头、文字庄重、考证严谨的著作，朱成山的疑问一扫而光，随之取代的是感动。
朱成山当即表示将全力支持她，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而且，考虑到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建议名单。
九年后的现在，张然获得了相同的待遇。朱馆长赠送给张然全套的馆藏资料，同时将几位在南京为张纯如提供帮助的专家，以及录像带中九位幸存者的地址告诉了张然。
按照朱馆长的指引，张然找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和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当初就是他们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的。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时间非常紧张，他们几个分头进行工作，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在两位专家的回忆下，电影最重要的部分，张纯如在南京的经历在张然的脑子里慢慢清晰。
就在张然忙着收集资料的同时，第41届金马奖开幕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