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地道:“陛下,刘阁老所言固然有道理,但各省皆有徭役,为何某些行省的税额就格外低?就以浙江为例,全省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水稻一年二熟,又无特殊徭役,税粮定额却仅为二十税一。而且各府亦不尽然,杭州府土地最多最肥沃,每岁纳粮却在各府中排在最末,且年年征不够足额,又是甚至连定额的七成都不够,岂非咄咄怪事?”
陈赞化也趁机插言道:“臣曾任太湖县知县,深知其中之弊。官府征粮,并不挨家挨户上门去征,而是包给若干大户。大户向各户代为征粮后,再集中缴纳官府。然而这些大户往往欺上瞒下,对下面足额甚至超额征收,对官府却抵赖征不上粮,只交七八成,年年皆是如此,竟成惯例。臣以为此弊甚深,不可不除,然未几调任京师,恐怕那里至今仍是如此吧!”
这时周延儒的党羽、户部郎中张延拱也添油加醋地道:“大抵越是富庶之地,坐拥数十顷、上百顷甚至千顷以上的大户越多,所需纳粮的数额也就越多。为了达到少纳粮的目的,这些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官府亦拿他们没有办法,甚或官府中本身就有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也不肯对他们深究。
“时间久了,欠征竟成定例,然后在新定例的基础上继续欠征,遂成各地税率相差甚远之局。浙江还不是最严重的,像湖广地区素为鱼米之乡,税亩二亿二千万余亩,为浙江数倍,然则税额不相上下。臣以为即使朝廷不为多征,出于公平起见,也该彻查各地税亩,重定税额。否则即成鞭打快牛,更助长抵赖之风。”
其实田赋中的猫腻由来已久,哪个大臣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周延儒和张延拱所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也算是通行多年、已经得到默认的“潜规则”。官僚阶层本身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二百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此时突然有人提出要清查整顿这种现象,他们当然极不情愿。欲想反驳,但这本来就是“潜规则”,根本上不得台面,一时间竟无人敢于出言与周延儒等人辩驳。
朱由检也早就想对明朝的田赋制度动大手术了,但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现在正好借题发挥,问户部尚书王在晋道:“王尚书主管户部,周延儒、陈赞化、张延拱所言可是有的?”
王在晋苦笑着答道:“回陛下,确实如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户部虽早知各省税赋不均不尽合理,然难以深入地方彻查,能因循旧例,勉强完成当年田赋征收已属难得。”
朱由检听罢立即拂袖而起道:“田赋乃是朝廷至重之事,怎能是一笔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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