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公司，他独到的远见和大胆的作风，直接促使了奋远的大步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按常理来说，他应该会辞掉光明厂包括后来的新光明厂的职务，专心做他的大老板。”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道，“单单是奋远这边的资产，李路就超过了我认识的大部分香港富豪，你可以想象他到底多有钱。可是没有，他不但没有辞掉新光明厂的职务，而且还很用心的做这样一份工作，甚至对新光明厂公安保卫处的工作更重视。至少过去一年时间里，他是极少过问奋远这边的事务的，但是新光明厂那边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亲力亲为或者亲自过问。”
余嘉豪看着王嘉庆，道，“这个现象不符合常理，因此，我认为李路对新光明厂，心里是早就有其他想法的。”
王嘉庆一下子沉默了，他没想到过这一点。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不可避免的有同样的潜意识——做生意的都是没有地位可言的，社会地位最高的当属政府官员，甚至一名体制内的普通公务员都要比小有成就的老板要牛气。这样的状况会持续下去数十年得不到多大改变。
银行一名普通职工因为心情不好就敢在当班时间把窗口关闭跑一边去休息，何况政府单位的公务员。
因此，他下意识的认为，李路没有辞掉公安保卫处副处长这个职务，是因为这个职务能够给带来许多红星厂也好奋远公司也罢，都带不来的地位以及看不见的福利。
又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让事情变得事半功倍的重要因素。
王嘉庆的认为没有错，但早已经今非昔比。确切地说，当李路谈下了和波斯湾两国两笔超级军火订单之后，他的社会地位甚至政治地位，都不是区区一个公安保卫处副处长职务能相提并论的了。
由此，王嘉庆认为余嘉豪的分析存在很大的合理性。
良久，王嘉庆问，“李路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他打算什么时候出现？眼下这个乱局，不能再这么持续下去了。”
余嘉豪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