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多费事，有人上书，中书具本上奏，之后明诏下来，令翰林院协刑部一同编订细则，一番程序走下来，波澜不惊间，大秦律上就多了几条，于是乎，自汉唐以来，最明确的“刑役法”诞生了，之后大秦治下各个府县陆续便多出了许多役营，有整修河道的，有平整道路的，有开荒以资官仓的，也是开山挖矿的等等等等。
不数年间，就成了民役之外，最重要的徭役方式，随着大秦征战连连，这种囚役的队伍也在慢慢扩大，到得顶峰之时，怕不有百万众的囚役在大秦各处劳作，而这个被后世称之为封建帝制之下，最残酷的法律的律法条文，却是在大秦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了下来，其中屡有变更，但根本上却还是一样，那就是刑役与民役共存，尤其在战时，刑役更是彻底的占据了优势。
这些都是后话，刑役的优劣先不去提，反正，此时大秦的官员们几乎在无意识间，便立下了对后世战争影响巨大的律法，改变的是许许多多战俘的命运，也改变了后世许多战争的结果，使失败者再不是非死即降两个选择，当刑役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活着的俘虏甚至要比十个敌人的首级还要来的值钱的多。
当然，在这个时候，大秦的官员们还只是就事论事，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稍稍有些别的延伸，即便是看到了战俘的好处，却也断没有想的那般长远，而那提出此议的户部张姓小官儿却是得了上官的赏识，很快晋升为七品承文郎，终于正正式式的一步踏入了官场。
从大秦景兴四年开始，许多东西都在变，甚至景帝陛下有了改元的意思，不过却为同门下平章事李圃所阻，而李圃担心的只有一个，朝廷上下如今已有些不堪重负了，从中书到六部，皆是一片忙乱的景象，若再行改元之事，只能是乱上加乱。
当然，话不会说的如此直白，引经据典的劝谏的结果就是，景帝陛下明智的打消了现在改元年号的念头。
不过，欲行之事为人所阻，再英明的皇帝的也会有些郁闷，就在心绪不佳之时，却是想起了许多时候未曾出现在朝会上面的心腹之人来了，那人说话有些时候虽并不好听，但在景帝心里，其人忠心却是朝中独一无二的，当然，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其中缘故却有许多，最重要的就是那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会如旁人般，将真正的用意掩饰在一大套的虚词当中，让你分不清吧辨不明的。
说要领兵入蜀，便上了平蜀七策，说要接掌武学，之后桩桩件件，就都冲着武学去了，据说只在中郎将衙门见了几个指挥使之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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