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斧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斧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动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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