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上显示，引爆炸弹的信号是我亲手拨打出去的。
看到那支手机，我的情绪在涌动，我记得手机是秦琅给我的。
当时我就站在一个垃圾箱旁边，电话响了，是秦琅所打，他给了我一组电话号码，让我拨打过去。
我迫不及待地拨打那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后，我听到一声巨响，一百多米外的垃圾箱突然爆炸，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和浓烟，沙滩上的游客纷纷逃命，十几秒钟第二个垃圾箱接着爆炸，一股无形的气浪把我推倒在地，然后眼前漆黑一片，失去了知觉。
我立即反驳，我所拨打的号码是国内的号码，而且当然我是听到了对方的应答，所以说那通电话根本无法引爆那三枚炸弹的。
但检控方却丢出了一份令我吃惊不已的证据。那是秦琅的死亡证明，死于谋杀，死亡时间竟然是在爆炸前一个小时。而谋杀秦琅的人竟然是我，因为子弹是从我所携带的手枪上射出，上面有我的指纹。
这怎么可能？在爆炸前一分钟我依旧和秦琅通电话，我为此激动地大声抗诉。
检控官出示了一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有我和秦琅通话，接着他再出示了一份鉴定报告，经过权威机构鉴定，我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鉴定时间是三天之前。
我在监狱的时间里，每天都被注射药水，脑袋昏昏沉沉的，自己做过些什么根本记不起。那些过所谓的鉴定，是监狱方面明目张胆伪造出来的文件。因为警方很快向法官提供一份详细的审问记录，还有监狱方面提供的转移记录。上面显示我一共被审问了十五次，并且去过医院做过精神鉴定。
所以，在法官与陪审团眼里，我的自辩是无用的，因为我在引爆炸弹之前，曾幻想与被害人秦琅通话，目的是转移罪行。
最后，经过裁决，我被当庭宣布判了终身监禁，没有上诉的机会，三天之后转移至蒙尔塔国际监狱服刑。
我知道，我现在是这个国家的全民公敌，人民最痛恨的暴徒，因为爆炸事件暴露了他们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经济旅游业。游客的骤减的情况下，让他们的钱包也大幅度缩水，他们当然要急着审判凶手，树立正面舒适的旅游形象。所以，根本在粗糙的证据之下，就判定了我的“罪行”。
我对这样的法庭破口大骂，却被庭警强行带走，给扔回到那个冰冷的囚室里面。
庭审之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那两个准时出现的医生护士不再露面。
没有被注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