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他一个——建隆元年（公元960年），34岁的宋太祖赵匡胤成为大宋的开国皇帝。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才能够结束自安史之乱以后长达二百年的乱世，让赵家王朝永延国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太祖皇帝精心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体系，层层叠加的政府部门和强干弱枝的军政制度与文人出身的官吏是这个体系最大的特色。然而在太祖皇帝看来，即使将地方权力集中到进行中央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牵制和文武百官的权力，以达到赵氏皇帝“总揽威柄、独治天下”的目的。
这百官之中权力最重要的宰相便是太祖皇帝首先开刀的对象——当时范质为侍中，称为昭文相；王傅为司空，称为史馆相；以魏人浦为右仆射，称为集贤相。三位宰相并设，而不置副宰相，这几个人都是五代旧臣。后周时期就进入朝廷的权力中枢，其中范质更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托孤旧臣，就算是赵匡胤自己对他们也是忌讳甚深。
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礼仪，宰相同皇帝商议重大事情的时候，皇帝必须赐予他们座位，君臣对坐讨论正事，这就是三公坐而论道的“坐论之礼”的来源，不过这种待遇无疑是宰相地位冲突的体现，自然也是增强皇权的阻碍。一天早朝后，太祖皇帝突然对范质和王傅说：“我的眼睛昏花了，你们把奏章呈送上来。”在两人离开座位时，宫廷侍卫趁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这一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人自然非常清楚，从此在朝会的时候他们便将奏折递交给皇帝，不久以后上书要求废止“坐论之礼”。
宰相失去了皇帝对坐的权力，其实他们失去的又何止是一张凳子！王静辉遍读皇室藏书，对这个典故自然非常熟悉，但他却不肯屈就，即便他只是一个驸马都尉，无法和司马光与王安石那样的名相并列。皇帝赐座他除了一声“告谢”之外，便非常不客气的坐下来，年轻的皇帝求才若渴，一面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自己所面临难题的老子，一面又是自己的妹夫，皇帝赵顼自然是非常大度地容忍了王静辉的“放肆”。也许是时间长久后会形成习惯，赵顼在召见其他大臣会谈的时候，也会给凳子坐，至少王静辉所参加的福宁殿会议基本上“座位权”还是有保障的，这张“失去的凳子”已经不知不觉的慢慢又开始回来了。
“朕哪里有什么功劳！这还是爱卿点拨有术，想薛庆云不过是一平常官吏罢了，只是谨守官员的德操也算难得，只是得了爱卿的精髓才成一能吏。朕能得薛庆云这一能吏，还是爱卿的功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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