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东大的加藤教授是很容易的事，电话打通，对一下暗号就成功了。
然而，就如何合作的问题上，双方确实是没办法谈。
尤其是刘院长，他北大生物学院的副院长身份，在国内是很拿得出手，面对外国友人就不够数了。
加藤教授也不怎么愿意和刘院长浪费时间，只是请他联络杨锐以后，就结束了通话。
刘院长又只好通过外联部侧面了解加藤教授的情况。
耽搁了两天的时间，刘院长期期艾艾的找回到实验室来，对杨锐道：“看来是我着急了。”
杨锐笑呵呵的给他泡茶，道：“跑了一路，休息一下。”
“你是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您谈好了，我就照做，您谈不好，我就省心，都不吃亏。”
“哎，你不想想，你要是和东大的教授谈成了项目，这不就等于你自己身上带着项目？到时候，国家级基金都随便你申请，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也不是板上钉钉了？”
“我以为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本来就是板上钉钉了。”杨锐笑的像是冬眠的黑熊似的。
刘院长苦笑连连：“我说的是你领导的独立实验室，你要让学校批准这个要求，不带个项目能行？”
“还有这个条件，你们当时也不说。”杨锐装作完全不懂的样子，又道：“项目不是说说话就能谈成的，我和这个加藤教授都没有接触，怎么谈得了项目。”
“你们俩还是一个说法。这样子，你和东大的加藤教授联络一下子，看看情况吧。”
“这个加藤教授，是个什么人？”
“他是东大毕业的，50年代末的东大毕业生，当年也是非常厉害了。现在主攻细胞膜方面的技术，获得教授的职称3年时间……对了，他是日本的左派人士，与中国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是反对安保，以及支持日本政府向中国赔偿和道歉的民主人士，外事部门对他的评价也比较好，所以，你和他的交流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危险。”
刘院长特意说了政治倾向，不是闲的无聊，而是现在的国内学术界，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与政治安全的对象谈合作，来自外界的阻力就会少一些，而与政治危险的对象谈合作，阻力会像是万吨海水一般压过来。
杨锐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想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干脆现场草拟一封信，写了几个关于细胞膜的问题，寄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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