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
“德主刑辅”改为
“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
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
“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
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
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
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
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
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