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后汉书·崔寔列传》)。
厚葬的历史由来久远，先秦诸子对厚葬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墨子主张节葬，自不待言。孔子肯定三年丧制，但并不主张厚葬。‘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礼记·檀弓下))。孟子虽然说过‘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把给父母送终看成是比养活父母还重要的事情，但也是就尽礼而言，并没有主张厚葬的意思。汉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厚葬都曾尖锐地加以批判，有的人还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就连有的皇帝，也下诏明令禁止厚葬。但为什么终两汉之世，厚葬之风却愈演愈烈，‘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后汉书》1a／1a)呢?
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说：‘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把厚葬的风气归咎于儒墨议论的不当，这显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厚葬是一种奢侈的消费，而消费水平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在西汉初年，当残破的社会经济尚未得到恢复时，客观上是不可能盛行厚葬。‘送死‘奢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和‘养生‘奢僭一样，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因为只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才为这种奢侈的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即使在这之后，厚葬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的消费。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政论》)，不少人是‘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 ((汉书·贡禹传))，又如何谈得上厚葬呢?
汉代‘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我们从史书记载中也可以略知一二。《汉书·哀帝纪》载，河南、颖川水灾，‘流杀人民，坏败庐舍‘，‘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后汉书·安帝纪》载，‘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官府赐贫无以葬者三千至五千钱，可以看作是当时‘送死‘最低限度的费用。但实际上，普通人家‘送死‘肯定不能只限于置办棺材。原涉以赈施贫穷赴人之急闻名，曾为一‘家无所有‘的友人操办丧事，‘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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