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商贸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商贾势力的复苏，这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着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是以承担天下道义之大任的士子儒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没有完全失去对自身真正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儒家学说里的“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家的主张是“藏富于民”。这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之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这也是他们积极主张重农抑商的原因之一。
所以，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的官僚们成了反对变革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反对农工商并重，更反对盐铁放开。
名士大儒和部分持反对意见的士族官僚们聚集在一起，以上奏，劝谏，论辩，组织太学学士到北宫请愿等形势，向天子和朝廷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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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被吓住了，急忙跑到后宫玩毛驴拉车去了，他不管了，一连十几天都不敢上朝。
太尉崔烈发飙了。他和一帮支持盐铁放开，力图变革的官僚们无论在尚书台，在朝议，在三府议事，在太学，还是在官僚商贾的论辩会上，面对气势汹汹的反对浪潮，义无反顾，声嘶力竭，扯开嗓子就吼上了。
尚书台各级官员由于分歧太大，意见不能统一，迟迟没有拿出最后议定的文书。太尉府各级掾史在崔烈的说服下，基本上同意了并州盐铁的放开，但司徒府，司空府都持反对意见，导致尚书台和三府议事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不欢而散。
按照大汉律，诏告全国的政令首先需要征得三公府的同意，盖上三公的金印后，交天子认可，然后才能盖上主玺。此事如果一拖再拖，对并州屯田极其不利。
盐铁官卖和重农抑商之策是紧密相联的，李弘虽然在奏章中有意识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但事情一到朝堂上，什么都清楚了，瞒是瞒不过去的。重农抑商之策不仅仅关系到本朝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秩序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哪个阶层和国家争夺财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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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听说太后要见自己，这才出了后宫。
去永乐宫的路上，天子问蹇硕，最近洛阳可有什么新鲜事？蹇硕说，官僚名士大儒们还是天天聚在一起争论，太学学士门还是隔三差五跑到北宫门外示威请愿，另外就是下个月太后要做寿了，宫内宫外的人都在忙着给太后送礼，其他的，就没什么事了。
“太尉大人最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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