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烟，成本较低，所以，黄三良卖大烟利润更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加残酷的奴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在附属地实行大烟*制度，从烟土进口到烟膏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过程都是日本殖民当局控制。他们也让附属地警察参与和干预大烟的流通、消费。卖大烟，既使中国人受到毒害而麻木不仁，又可为日本帝国主义聚敛财富，可谓一举而两得。五站内，日本人开的药房，都是卖吗啡的场所，如在辘辘把街的近江药房，繁华街的三共洋行。还有专供吸食吗啡的烟馆四、五处。
日本有个星制药公司制造的精制吗啡，一直向中国贩卖鸦片。靠鸦片收入以充军费。日军所到之处，烟毒随即泛滥。大连开有烟土加工厂，熬成膏称之为“福寿膏”，向南满铁道附属地各站*。被毒害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张作霖也不甘示弱，使尽各种手段稳定金融，金融也不稳。于打起了大烟的主意，以为敛财的财源。在奉天省城设禁烟总局，外县设分局。开始大烟*，对民间抽大烟征高额税，以图抵补财政赤字，保证军费。
奉天省禁烟总局成立后，颁发了禁烟章程，其中，对抽大烟者勒令戒烟，在戒烟期内，必须领戒烟证，每证缴纳大洋20元，可以吸食大烟。但又规定，戒烟证有效期只一月，期满必须换领新证，没证者按私吸罚办。而对凡贩运烟土的规定更可笑，必须报领销毁证，每两烟土贴一枚销毁证，缴纳大洋两元，这就可以通行无阻了。零售的烟店每月需要缴纳大洋600元许可证费。同时鼓励种大烟，却要每亩烟苗缴纳禁种费大洋30元。
因为日本和张作霖都在贩卖毒品，使得黄三良和李奇岩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可以用各种办法，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毒瘾。为的一个目的赚钱。
那人又说：“大哥说了节前就这一票了，弟兄们得好好歇歇，过年好享受享受。他让我告诉你，八面城的事办妥了。”
黄三良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八面城啥事？”
那人急了提高声音说：“两个铺子都挑了，大哥说一提你就知道。”
黄三良一拍脑门：“我知道了。”说着进屋提出一包钱：“都在这儿哪。跟占三山说，我谢了。”
四人告辞，抬着钱欢喜出门。
李奇岩：“八面城啥事？让你乐成这样。”
“记性比我这老头还差，占三山抢了义和顺那儿的分号。我以为他不干了呢。没曾想，嘿嘿。明个儿我回八面城。”
“瞧你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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