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拦着阻碍做生意了——前期阶段我起诉了一些人，专门在博客、短视频平台发布此类的黑料信息。”
“中期阶段的时候，有人专挑这条街的店拍‘维权曝光’视频，我不请吃饭了，直接找律所出一份律师函寄过去，附一份起诉状副本，说‘你发布的视频内容已经影响我正常经营，我有权要求你删除并赔偿损失’。大部分人在收到函之后，自己就把视频删了。”
钱德利走进店里，站在柜台边沿上，侧着身说：“打官司不是目的，但他以为你可能会打——就够了。那封律师函顶多五百块钱，比你跑断腿去澄清有用得多。”
“如果他不删呢？”
“那就真起诉。”他说，“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能拍视频闹事的人，不会出庭。他算得清账：一场官司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精力成本，比他那条视频的收益高得多。他会换一个软柿子捏，而不是跟一个已经出函的店硬碰。”
我没有马上接话。窗外的阳光已经升高了，把那辆银色轿车消失的方向照得发白。我刚才站在门口拦人的时候，手放的位置刚好挡住了镜头的取景框。但我没想起来当时自己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可能跟平时一样，也可能比平时更平一点。
那天傍晚，钱德利打了一个电话，说话声音不大，只有只言片语飘出里屋的门缝：“……对，已经拍了，可能会发……嗯，你们那边先看一下，如果发出来了，帮我处理一下。”
挂电话之后，他走出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翻他的单子。而巷口那段路，已经空了一整个下午，没有车再停过。只有老榕树的树影在墙面上慢慢偏转，随着光线向西推移，像一扇缓缓合上的侧门。
风从老榕树下吹过，把路面上的纸屑卷到墙根。抽屉里那叠律师函存根叠在一起，还没有被翻开过。
而我从那扇关着的卷帘门内侧的哑光上，看到自己模糊的轮廓——像一帧已经拍完、还没决定要不要保留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