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已经通过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伦理审查，知情同意程序完整。
但第三节才是她真正想说的。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同一条技术路径的另一个应用方向，是认知增强。不是帮助受损的大脑恢复功能，而是在健康的大脑中增强已有的认知能力。这个方向目前还在基础研究阶段，奥姆尼没有把它列为正式项目，但它确实存在。我现在是实验室神经可塑性与双向适应机制方向的负责人，在项目论证阶段有权提出反对意见和替代方案——我一直在反对仓促推进认知增强方向。但最近奥姆尼总部派了一个新的项目负责人过来，叫安德斯·林奎斯特，瑞典人，之前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意识神经科学，论文引用率极高。他的技术判断几乎无可挑剔——但他在伦理上的立场比我预期的更激进。他认为如果意识映射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恢复记忆，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它用于增强健康人的认知能力’。上周他在内部论证会上说了一句话——‘伦理不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刹车，而应该是方向盘。’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但如果你仔细想——方向盘只能决定往哪个方向开，不能决定要不要开。我需要数据。我需要一套完整的、活体的、走过从标准接口到极端参数再回调到基线的神经可塑性数据，用来论证意识映射在增强应用中可能面临的长期神经适应性风险。如果增强应用的映射算法在某个参数区间内触发了和你的NGI-7测试相似的自主感波动，我就能用你的数据来证明——意识映射的增强应用需要比现有方案更长的安全观察期。”
周明远靠在沙发背上。窗外知了叫得更响了，一阵一阵，像是有人在用极细的锤子反复敲一面金属锣。她需要他的数据——不是需要他再做一次被试，是需要他已经完成的那套数据。那套数据是用四轮回调换来的，每一轮都带着自主感下降的短暂失控，每一轮都留下了一条不会被任何算法抹去的痕迹。
邮件的最后一段很短。
“你可以拒绝。我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改变任何技术方向——该反对的我还会反对，该争的论证会还会争。我只是需要更硬的证据。你的数据是目前唯一一套完整的、从极端参数回调到基线的长期稳态数据。但我邀请你来新加坡，不只是为了数据。周明远，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快一年了。你在回调后的状态，我没有亲眼看到——数据只能告诉我你的参数稳定了，但我更想知道的是，那个在凌晨敲枕头的人，现在还好吗。如果你来，至少你可以亲眼看到，我正在做的事情离你当初经历的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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