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笠的笔停了片刻。他抬起头，目光在陈东征脸上停留了几秒。“搞暗杀、破坏，鬼子会疯狂报复。老百姓会支持我们吗？”
“报复会有。但不能因为怕报复就不做。”陈东征顿了一下。“一个汉奸县长，帮鬼子征粮、抓壮丁、搜刮民财。杀了他，鬼子换一个新县长。新县长会掂量掂量——还敢不敢那么卖命？”
戴笠低头在本子上写了“杀一儆百”四个字。
陈东征继续说：“破坏设施也是一样。炸一次电厂，全城停电，鬼子的指挥通讯、后勤供应都受影响。炸一次码头，物资运不进来，鬼子的补给就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顿了一下。“让鬼子知道，他们占领的城市不是安全的。他们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也要放枪。”
戴笠抬起头。“这不就是你说的‘让鬼子睡不安稳’？”
陈东征点头。“对。城市有城市的方法，农村有农村的方法。”
戴笠问：“那农村呢？”
陈东征的手指从地图上的大城市移开，指向那些标注稀疏的广大乡村地区。“农村的打法，跟城市不同。”他提出“农村武装工作队”的概念——以小分队形式深入乡村，每队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戴笠问农村有没有鬼子，他说有，但不多，一个县少则一个中队多则一个大队，分散在各处。他们的力量到了乡下就稀薄了。
“武工队的任务有三条。”陈东征竖起一根手指。“第一，打击零散日军——哨所、巡逻队、运输队。不打大仗，打小仗。打完就走，不留痕迹。”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第二，帮助百姓生产。老百姓最需要什么？种地、修房、看病。你帮他们，他们就信你。冬天帮他们挖水渠，春天帮他们插秧，秋天帮他们收稻。老百姓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们看你干什么，不看你说了什么。”
戴笠停下笔，看了陈东征一眼。那些话不像是一个国民党军长能说出来的。他没有追问，低下头继续记。
陈东征竖起第三根手指。“第三，争取乡绅支持。乡绅在乡下有威望，他们站在哪一边，老百姓就跟哪一边。争取了乡绅，就争取了一个村、一个镇。”
戴笠问：“乡绅会支持我们吗？他们怕鬼子报复。”
陈东征说：“所以要有‘两面政权’——表面上接受日伪任命，实际上听我们的。这样鬼子命令下不了乡，乡下的物资也到不了鬼子手里。”
戴笠猛地抬起头。“你是说，让他们当汉奸？”
陈东征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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