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推行儒学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儒学刚刚崭露头角，便遭到了窦太后的严厉摧折。
建元元年夏天，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向来倾向儒学，上位之后，当即大力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赵绾、王臧二人，皆是诗学大师申培的亲传弟子，一心弘扬儒学，当即建议汉武帝设立明堂，以朝诸侯，并且以“束帛加璧，安车蒲轮”的最高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朝堂，商议明堂礼制，一时间，儒学兴盛之象尽显，似乎儒运当兴。
赵绾一时意气风发，竟大胆建议汉武帝，日后朝政不再奏请太皇太后，以便彻底推行儒术，摆脱窦太后的掣肘。
此事传到窦太后耳中，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派人暗中调查，搜集赵绾、王臧二人贪赃枉法的证据，拿到实证后，当面责问汉武帝。武帝迫于祖母威势，无法违抗，只能将赵绾、王臧二人下狱，最终迫令二人自杀谢罪。
受此事牵连，窦婴、田蚡也被免去官职，反省思过；申培也以年老多病为由，返回故里，设立明堂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备受压抑，在艰难困境中苦苦挣扎，难以抬头。
直到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驾崩，黄老之学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彻底消失，阻碍儒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彻底清除，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同年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再次出任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坚冰打破，大势已定。
史书载：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天下学子，纷纷投身儒学，儒学兴盛之势，再难阻挡。
元光元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令郡国举荐孝廉，策问贤良。董仲舒以贤良之名，入朝对策，汉武帝心怀天下，连问三策，董仲舒从容不迫，连答三章，所有对策，中心议题皆是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又名《贤良对策》。
对策之上，董仲舒凭借滔滔不绝的口才、充足深厚的理论准备，借助《春秋公羊传》可自由阐发的微言大义，精准投汉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家、阴阳家学说入儒学，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最终建构出一套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既有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又有道家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理；既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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