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每天在休息室里歪着，叫号进来一个，扫三秒，报方案，签字，下一个。
复杂的后续治疗全丢给孟禹清和埃尔文跟进，她只管出诊断结果。
一上午走马观花看了十几个号。
她左手捏着果盘里的阳光玫瑰，右手举着手机在几个群聊界面飞快敲字吃瓜。
到了出方案环节，连屏幕都不用切，念几句治疗核心，剩下的全由旁边待命的孟禹清奋笔疾书。
她只在最后收尾时，勉强分出两根手指在病历上签个名。
工作八卦两不误。
就这样，中途还能见缝插针地刷完半集选秀综艺。
孟禹清管这叫“极简主义出诊”。
史密斯先生老老实实待在仁和医院VIP顶层，享受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生命体征监控。
那些附加条款正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国内。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心安理得地窝在仁和医院专属VIP休息室里，啃着第二个苹果。
休息室外，走廊另一头的特需门诊区，早就沦陷了。
仁和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听起来非常正经的部门：“国际友人挂号协调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由外交部派来的专员王司长兼任。
王司长本人对这份差事的态度很明确：端着保温杯上班，保温杯里泡着枸杞，谁来了都是一个表情，谁走了都是一句“下一位”。
今天，协调办公室门口又来了一位新面孔。
奥里亚联邦的总理特使，卡伦先生。
态度很客气，一手提着份包装精美的丝绒礼盒，另一只手拿着一份厚实的合作协议。
“王司长，您好。我是代表我国总理前来，咨询一下贺医生的挂号流程。”
王司长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哦，卡伦先生。你们的预约申请和'挂号诚意'我们已经收到了。”他翻了翻面前的表格，“评估结果中等偏上，可以进二号等待区排队。”
手一指，指向走廊尽头。
卡伦先生顺着方向看过去。
那边已经站了不少人。